每一代人都会经历一些科技突破，宣称能够带来治愈癌症的希望。近5年来，遗传学领域取得的突飞猛进早已证明，免疫疗法能够激活免疫系统的天然抗癌能力，并有望“治愈”许多患者的癌症。癌症免疫疗法产生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细胞疗法接连获批上市，给许多癌症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但是对某些患者来说，科技进步离救命还有一段漫长的等待。

       2015年，挪威的Vlad先生被诊断为肺癌，经过几个月的手术、放疗和靶向药物治疗，并没有延缓肿瘤的生长。癌细胞扩散到他的大脑，医生宣布他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

       Vlad的妻子Elen的弟弟Jo是一名IT工程师，他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学术论文。这篇文章报道了在中国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一种实验性的免疫疗法使一名85岁的肺癌患者产生“快速而显着的肿瘤消退”。这是一个只有1名患者参与的非常早期的临床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医学知识已经从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孤岛中释放出来。人们可以方便地查阅信息，能跟医生查到一样的信息。医学文献里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例，用药后肿瘤突然萎缩，终末期疾病奇迹般地逆转。

       除了查阅资料参与自我疾病的治疗过程，现在全球还有无数的在线社区，患者间可以互相交流和分享治疗心得。一些罕见病的患者团体甚至开始资助关于自己所患疾病的学术研究和药物开发。

自制的多肽疫苗

       2015年3月，挪威的Dyame女士被诊断为IV期肺癌，年仅30岁。她的丈夫Lars Sorass的弟弟是一名医生，他通过互联网全球搜索有希望的治疗信息，***后联系上一名德国教授，他正在进行一个名为“个体化多肽疫苗（personalized peptide vaccine）”的研究项目。Dyame女士定期去德国进行多肽疫苗注射。经过治疗，Dyame女士目前病情稳定。她的家人在Facebook上记录了整个治疗过程，***终吸引了一批患相同疾病的患者。

       Elen和Jo就是在患者社区里看到了Dyame女士的案例，从而对多肽疫苗产生信心。他们想要走Dyame女士的这条路。

       无独有偶，今年7月份，《自然》杂志发表了两篇关于“个体化癌症疫苗”的重磅研究成果。其中一篇来自德国缅因兹大学Ugur Sahin教授的团队。针对不同肿瘤患者的突变，研究人员为他们分别定制了个体化癌症疫苗，在黑色素瘤患者的临床试验中大获成功！13位患者接受疫苗后，8人肿瘤完全消失并且23个月内没有复发，其他5名患者接种疫苗时肿瘤已经扩散，当中2人出现肿瘤缩小，其中1人接受PD-1抗体药物后肿瘤完全缓解。

       Elen和Jo给免疫疗法的研究人员写信，得到的建议是文献中提到的多肽疫苗可能对Vlad的癌症有效，而且与他的HLA类型也匹配。HLA是一种基因型，对免疫细胞识别和攻击肿瘤十分重要。

       不过，要得到研究人员的帮助需要等很长时间。毕竟，Ugur Sahin教授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来研发出个体化疫苗。

       但是Vlad每况愈下。不能再等了。

       于是，他们走向了可能是终末期患者会走的极端——给自己治疗。

       起初Elen和Jo犹豫不决。因为多肽疫苗会有潜在的副作用，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虽然有各种未知的风险，Elen还是决定放手一搏。因为Vlad正在垂死边缘，他们的两个孩子即将成为孤儿。

       后来，在科学界和患者社区的许多人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间实验室，可以根据提供的序列合成多肽，费用大约1000美元。他们下单订购了这些肽，同时在药房里买了磷酸盐缓冲液，用来溶解肽。他们还买了有助于提高疫苗功效的佐剂。***后，他们收到一个充满白色粉末的小瓶，小心地包装在一个泡沫塑料盒子里。

       Elen在医院工作，她是一名护士。按照提供的说明书，她在一间实验室里，完成了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的操作。

       Vlad从今年8月开始接受这种自制的多肽疫苗注射，每周一次。在发现没有严重副作用之后，他们松了口气。现在Vlad的病情稳定。但是他同时还接受了靶向治疗。

每一个坚持的人都是了不起的

       除了不可预计的风险，自制多肽疫苗的效果也同样不可预期。

       美国癌症协会临床研究与肿瘤学主任Susanna Greer表示“这样DIY的方案有效的概率渺茫”。的确，许多相关研究显示，单个肽不太可能减缓癌症的发展。单个肽仅仅针对肿瘤中的一个氨基酸突变序列，但是目前许多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结合了几种不同肽，同时靶向多种不同的肿瘤突变序列，以触发更强的攻击。另外，肽疫苗往往需要与其他治疗方法相结合才能发挥效果，而现在，科学仍然在确定与其他治疗方法的***佳组合。例如，一个有潜力的途径就包括多肽疫苗与PD-1抑制剂协同使用。毕竟，挪威的Dyame女士接受的多肽疫苗比Elen自制的疫苗要复杂得多，而且她同时还接受了其他疗法。

       但是，越来越多的主流医学认为，当一个人的生命垂危时，他们应该有权接受高风险的疗法。上个月，美国参议院一致批准了一项法案，允许终末期病人获得经过人类初步测试、但尚未获得FDA的批准的实验性药物。37个州已经通过了类似的试用法（right-to-try law），其中一些法律甚至允许有严重而不是终末期疾病的患者试用实验性药物。试用法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毒流行期间，当时人们对HIV病毒研究知之甚少，被诊断的艾滋病患者会通过非法途径获得实验药物。

       一部***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Dallas Buyers Club）”还原了这个时代背景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达拉斯市的Ron Woodroof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自己患上艾滋病，生命只剩30天。为了活下去，他开始研究各种抗艾处方和替代疗法，延长自己的生命。Ron不仅自己试药，努力求生，他还成立了一个叫做“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地下组织，为艾滋病人提供更多“非常规疗法”，拯救成千上万面临同样境遇的人。Ron***终在1992年9月去世，离他被告知只剩30天可活已经过去了2557天。

       接受自制的多肽疫苗时，Vlad的癌症已经扩散到大脑，令他不能移动。Elen和Jo希望这种疫苗可以阻止他的癌症扩散，但是他们担心为时已晚。

       尽管如此，Elen仍然相信并且期待多肽疫苗能挽救丈夫。就像另一名晚期肺癌患者说的， “我需要知道，即使走到尽头，我也已经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