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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揭晓的2020年第十四届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中,徐瑞华教授凭借在肿瘤防治领域,尤其是消化道肿瘤方面的***贡献获得科技成果转化奖。
锐意创新,终成领域的引路人
三十年前,20出头的徐瑞华便成为了一名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医生。后来,他师从国内肿瘤化疗首开先河者——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管忠震教授,学习肿瘤的诊治。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从硕士到博士,他的***水平显著提升。2002年,带着强烈的学习***肿瘤诊治技术的愿望,徐瑞华远赴全球***的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做访问学者。三年的历练,让他开阔了视野,诊治和研究的思维与能力也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在此期间,他锁定了在消化道肿瘤领域不断探索的目标。
回国后,结合大量诊治中国病例的临床实践,徐瑞华带领行业协会推动中国消化道肿瘤规范化治疗体系的建成,受国家卫健委委托先后牵头制定了消化道肿瘤相关诊疗规范10项,并在国内推广应用,提高了中国消化道肿瘤规范化诊疗水平。
他在消化道肿瘤治疗方面的贡献还包括国际首创的3项晚期肠癌治疗方案,这些方案将患者生存期延长至2倍以上,成为新的国际标准。他创新了分子标志物指导下的免疫治疗策略,在国际上***发现肿瘤突变负荷可找出对PD-1抗体治疗有效的胃癌患者,并在国际上***发现POLD/POLE基因突变对PD-1抗体治疗有效。
对于职业生涯源源不断的创新和发现,徐瑞华说:“我是个临床医生,一辈子从事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我深知肿瘤方面现在还有很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当面对患者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方法去帮助他们。这种使命感和责任心会促使我在临床实践和基础研究上不断地去做探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华南肿瘤学国家***实验室主任,肿瘤医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国家新药(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候任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靶向治疗***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徐瑞华长期从事肿瘤内科临床工作,在消化系统肿瘤治疗、早诊筛查、转移耐药方面做出国际先进的创新性成果,是我国晚期胃肠肿瘤精准治疗及免疫治疗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瞄准早期诊断,力求事半功倍
在全世界范围内,消化系统肿瘤都是死亡威胁极大的疾病。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的徐瑞华看到,这类疾病在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更加偏高,其中如食管癌、胃癌、肝癌等,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疾病。以胃癌为例,中国的患者确诊时明显地会偏晚期。而目前的治疗方法,对于晚期患者或转移性患者的有效性、生存期的改善都是比较有限的。
“在肿瘤这么重大的疾病面前,一方面我们要探索新的治疗方法、新的药物,但只从这些进行探索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在早期的时候打断癌变过程,以求事半功倍。而提高早期筛查、诊断水平,需要我们企业界、科技界、以及医院的通力合作。”徐瑞华说道。
他指出,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经典的方法来做肿瘤筛查和诊断,例如通过相关的血液、尿、粪便的检验以及核磁共振等辅助检查,但由于肿瘤早期往往非常隐蔽,现实中面临各种困难。以肠癌为例,现在的诊断金标准是做肠镜,而在中国,如果按照推荐的标准,筛查人群会过亿,以现在的医疗承受能力难以实现。另外在肝癌方面,目前早期诊断常用的甲胎蛋白(AFP)虽有较高的特异性,但是其敏感性仍只有50%-60%,并非理想的标志物。
徐瑞华希望能够通过新的方法,更好地把高危人群筛查出来,再让他们去做传统的筛查,提升预防和早期诊断。
通常,肿瘤患者外周血中可检测到肿瘤细胞坏死、凋亡所释放的循环肿瘤DNA(ctDNA)。ctDNA携带有与原发肿瘤组织相一致的分子遗传学改变,理论上可以作为肿瘤诊断的标志物。基于这一原理的无创“液体活检”新技术已经成为当前肿瘤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徐瑞华带领其团队朝着这个方向不断探索,通过研究不同肿瘤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甲基化规律,发现了用于肝癌早诊的ctDNA甲基化标签。2017年10月,他与美国加州大学***亚哥分校的合作团队在国际学术权威刊物、自然出版集团旗下Nature Materials杂志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通过对少量(4~5ml)外周血中ctDNA特定位点甲基化水平的检测,可以对肝癌进行准确的早期诊断并预测疗效和预后。这个创新ctDNA甲基化液体活检技术诊断吻合率达97%,相比此前水准提升早诊率达15%;后来,他又发现ctDNA甲基化标签筛查肠癌的敏感性达89%,从而建立了肠癌筛查新模式。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早诊率和便捷性,他还率领团队研发了相关诊断试剂盒,目前已获批开展临床研究。
另一方面,徐瑞华率领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了10多万患者和健康人的内镜结果、在超过100万张图片样本基础上经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建立了一套接入云端、实时反馈的人工智能内镜辅助诊断系统。借助这套系统,能在缩短检查时间的同时让上消化道癌识别率达到96%,尤其是可帮助初级医生将早诊准确率提升达24%,达到与大医院有经验的医生相似的水平。当前,这一技术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及其所在的一个专科联盟中得到了临床应用。徐瑞华表示,在获得相关机构审批之后,下一步计划开展合作进一步完善该技术,以便早日惠及患者。
“一些基层人员诊断经验相对不足,容易对一些早期癌变造成漏诊。如果能把这个技术推广到基层医院去,它的社会价值是非常大的,”徐瑞华说。
科研与临床并重,在多学科交叉中寻找机会
临床和科研,往往被人为地划上一道界限。而在徐瑞华看来,这两者是统一整体的两面。
“对于肿瘤的治疗,我有很多的遗憾。***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更好的诊疗手段让癌症在早期被发现,没有更好的办法让晚期的患者获得有效治疗。而所有新的疗法和诊断方法,都要在患者身上去进行探索,这离不开临床医生的实践。可以说,临床和科学研究的高度结合,才让医学发展到今天。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需要有精湛的医术,还一定要有创新的思维,去从事更多的研究。”
在徐瑞华的推动下,这个理念在其所在的中心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作为一个典型的研究型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拥有国家***研究实验室,很多临床大夫既是医生,也是临床医学研究者,他们一方面把临床中遇到的问题带到研究中去寻找答案,一方面将一些创新的疗法带入临床实践,探索如何给患者提供活得更长、活得更好的机会。中心一年大概会有5000名癌症患者参加到各种临床研究项目,其中有大概1500名癌症患者会纳入到有关新药的临床研究,这让该中心成为了一股推动全球新药临床研究的重要力量。作为一个研究者兼医院管理者,徐瑞华希望将医院发展继续往这个方向去引导,***终成为国际***的创新型医疗机构。
在多年的临床、科研经历中,徐瑞华感受到了跨界、或者说交叉学科的力量。他提到,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医学的有机结合,让医学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恰恰是跨学科交融的***案例。
“现代医学的分类越来越细,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当然要深耕厚植,掌握前沿方向,把知识转化成对患者的帮助。但是仅有这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储备更多的知识才能不断推进肿瘤学发展。现在是精准医学的时代,一个肿瘤学的大夫,如果没有很好的生物学、特别是基因学知识储备的话,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特别是在推动一些创新疗法的探索中就会感觉力不从心。我们只有将这些相关领域融会贯通,才能变成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医生和医学科技工作者。”
从医三十余年来,这种通过不断创新,包括通过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以求更好地救助患者的渴望驱动着徐瑞华在繁忙的工作中始终保有高昂的热情。他把这个求索、解决问题的过程比作“福尔摩斯破案”。这种态度显然也影响到了徐瑞华身边的人,在其所领导的医院,同事之间平常坐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如何设计临床研究、如何开展转化实验的话题。
他说:“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崇尚的一种文化。作为医生,我们看到医学进步为社会创造一个个奇迹,看到患者通过我们的治疗恢复健康、重新走向社会,就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让我们充满力量。要成为一个对社会高度负责任的医生,我们就需要这种情怀。”